非常夏日

作者：范玮

　　出发前，有朋友嘱咐：“贵州是蛮夷之地，到那儿要注意安全，没有男生跟着，千万别单独行动……。”

　　到了贵定，尤其是在那家杂货店避雨之后，便感到他的担心有些多余，甚至觉得那位好心的朋友不了解情况，持着偏见说出这种话，倒象个蛮夷之人。

　　那天下午，钱老师上完我们小组第一站的第一次课，离开饭的时间还早。我们三人就先回住处。从贵定师范学校到县政府招待所，走小路只需要十来分钟。刚走了一半，雨就下起来了。雨越下越大，三个人仅有一把雨伞，只好找地方避雨。

　　路边有一家小杂货店，临街开一面窗，那就是他们的“收款台”。我们挤在屋檐下，把“收款台”占得满满的。这家店规模很小，只有一个货架，靠着墙。屋子里黑黢黢的，看不清都有什么货。一位老人蹲在角落里低着头很专心地拣米。听到有人说话，三十多岁的店老板从里屋走出来，问我们要买什么。我们解释站在这里是为了避雨，什么都不要。“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”店老板问，“对！”“哪儿？”“北京！”老人这时抬起头，很友好的看了我们一眼，我冲他笑了笑。

　　雨更大了，衣服已经被淋湿。我想，就算被拒绝又能怎样，试着问了一句：“我们可不可以进去避雨？”“进来吧！”老板爽快的答应了，拉开收款台旁边的一扇门，让我们进去。老板娘以为来了客人，热情地邀我们到里面客厅去坐。“来吧！进来休息，看会儿电视！”“不用了，谢谢！我们就是躲雨！”耿老师和我相视而笑，觉得这个老板娘好可爱。

　　店老板似乎对方圆几里的事情非常了解，问我们是不是在师范上课。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，他开始和我们攀谈起来，介绍货架上的云雾烟，云雾茶，云雾矿泉水……象一个自豪的解说员，却闻不出推销的味道。提到他的生意，店老板有些灰心，说赚不了多少钱……。我悄悄往里屋瞟了一眼，看到一个还算不错的长沙发，就在心里安慰他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嘛！

　　拣米的老人是店老板的父亲。我们聊得无话可说时，终于注意到他。我蹲在他面前，一起把米里的小碎石拣出来。“您不带花镜，看的见吗？”他停了半天，反应过来我问的是什么，咧开嘴笑着说：“看见！看见！”钱老师凑近了问：“您四十几了？”没等老人说话，他的儿子抢先回答：“他都快七十了！”比说他的云雾系列还要自豪。大家唏嘘着表示赞叹，老人的嘴更合不上了。我窃笑钱老师的狡猾。

　　终于来了“上帝”，一个买米酒的男人。店老板从门后的酒缸里舀了一碗，放在收款台上。“上帝”端起碗，一口气喝完，抹抹嘴，留下五块钱，走了。我们三个看得目瞪口呆，店老板不以为然的说，都这样。

　　雨小多了。时间已经不早，怕组长等得着急，我们说得赶紧走了。老板娘又从里屋出来，留我们在她家里吃晚饭。虽然只是客套，让人听了还是很感动，毕竟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啊！回到宾馆，我向组长“汇报”这件事，且不停唠叨，“贵定的民风真好！贵定的民风真好！”

　　后来，每当我想起那家小杂货店，那一家人，心里就会很温暖。

　　因为行程匆忙，钱老师和我的两桩心愿都未能了。我想与他们合一张影，钱老师想买他们一碗米酒喝。只好下次了！

贵定之二　怒其不争

　　第四天，我们按原计划去参观贵定县平伐镇仰望村民族小学。

　　在座谈中，提到贫困地区小学的收费问题，该校的雷校长向我们介绍，在仰望民族小学，每学期男生收费８５元，为了鼓励女童入学，女生收费要少一些，每学期６８元。学校对不能按时交费的学生实行缓收、减收、免收的制度。享受减收待遇的学生，家中人口多，上学的孩子多，并且是单亲家庭（父亡或母改嫁）。而免收学费的学生，家庭情况分两种，父母双亡，兄姐尚且年幼；或家境特别困难，每年二、三月份就得借粮食吃……。组长负责记录，我坐在一旁，听着听着就走了神儿，一直在想，这些孩子的家会是什么样呢？

　　座谈结束的时候，耿老师提出希望能看看这个村子里的普通人家。于是由雷校长带路，一行人朝村子走去。刚刚下过雨，路面很泥泞，然而空气好极了。稻田里的稻子绿得发亮，我看着它们，笑眯了眼睛。但是很快，我的快乐就被愤怒取而代之，因为——出现了一座惨不忍睹的房子。

　　说它是房子，实在是恭维它，可是还能怎么称呼它呢？那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破旧不堪的小石屋。走在前面的雷校长回头说，“这家的孩子学费就减收，女的走了，”然后又补了一句，“改嫁了。”我小声嘟囔了一句脏话，咒骂那个不负责任的不配为人母的女人。

　　屋门开着，往里探探头，没人！“人上哪儿去了？”我们很奇怪。雷校长说：“大人不在家，孩子知道有人来，躲出去了！”钱老师前脚迈进去，我第二个。屋子最多有七八平方，房顶是漏的。一张单人竹板床上，盖着一层塑料布，凹处积满了从房顶漏下的雨水。钱老师轻轻掀开塑料布的一角，下面是又脏又破的衣服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不知来自何方的捐赠品。屋子中间有一口破锅和两张破板凳。一抬头，房顶上居然还吊着一个小阁子，靠一个矮矮的梯子通向地面。我站在梯子上，看了一眼，原来是个床，乱七八糟的东西乱糟糟地堆在上面。窗台上摆着一罐盐巴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别的了。真的是徒有四壁！雷校长介绍说这家有一个父亲，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父子都是懒得要死的懒汉，两个女儿还小。就是这种情况。我们谁也不说话，脸色都很难看。

　　随后，我们到隔壁一家去。这是一座木质的老屋，有些破，我猜是祖上传下来的。主人迎出来打招呼。走进去，我一眼发现冲着门的墙上贴了几张小学生的奖状，不同的名字，都是在学校和镇上获得的。我把耿老师拉过来，让她看。举起相机，把它们拍下来，我的心情好了一点。往里屋走，光线很暗，有电灯，但是没开，桌子上，放着一台小小的电视机。这好歹象个家呀！想起刚才那一家，我不由自主的叹了口气。

　　这间老屋也有“二楼”。我和组长蹬着梯子，爬上去。脚下的木板咯吱吱的响，我怕把房顶踩塌，不敢走动，老老实实站着看。脚的旁边堆着一大堆土豆，个头都不大，好多被啃得不象样。我皱皱眉头，心想这还能吃吗？唉！人要是穷，连老鼠都敢欺负。再看右面，这“二楼”还不小，居然摆下了两张床。都乱乱的。

　　从老屋出来，门口站着两三个看热闹的男孩子。雷校长指着其中一个，说这就是刚才那家的儿子。他个子不高，但是不瘦，衣服极不合身，窝窝囊囊，目光也浑浑沌沌。他结巴的很厉害，又口齿不清，需要很仔细的听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。倒是有问必答。说他二十岁，两个妹妹分别五岁、十岁。我问他“你们怎么睡？”他呜噜呜噜的说他睡在上面，爸爸和妹妹们在底下那张床。我气得无话可说，就懒得理他。只有耿老师继续跟他聊。他自己说，他刚从外面打工回来，在一个煤矿挖煤，可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拿到手，于是就回来了，而且决定不再走了。问他家有没有自己的田地，点点头，说每人七分。耿老师苦口婆心的说：“找些稻草，把房顶好好铺一铺，看你家里都漏成什么样了？还能住嘛！”他不表态，傻傻的笑，一副事不管己的德性。

　　我们往回走，又路过那个石屋，感慨了一番，摇摇头离去。走出两步，我回头狠狠瞪了那个男孩子一眼。钱老师忿忿的对我说：“那小子居然还有钱抽烟！”

　　大家感到很苦恼，很无奈，扶贫，扶贫，这样的人怎么扶他？扶他干嘛？不如不扶！

　　我怒其父其子不争，哀其女不幸！

　　（关于扶贫，备课时曾读到一些资料，眼见为实之后，体会更深）

贵定之三　　我想做个有钱人

　　参观仰望民族小学的同一天，我们还去了合并在一起的拉东小学和云雾初级职业中学。这是典型的两块牌子一校挂。所以接待我们的有两位校长。

　　首先，校长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生产基地。那是一个十几亩的果园，有梨树、橘子树，也种了一些黄瓜、西红柿之类的菜。果子长得不错，就是没到时候，青青的半生不熟。校长说，这些菜除了自己吃，还要拿到市场上去卖。基地主要是供学生学习农业技术实习用。

　　学校里静悄悄的，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。校园里的草疯长的很高，我努力的去想象那琅琅的读书声，听到的却只有单调的蝉鸣。

　　回到会议室，大家围坐在桌子前，听两位校长介绍学校的大体情况。

　　第一个发言的是职中的杨校长。他有些激动，语速也很快，我手忙脚乱的作记录。他反映，这里最大的困难是两个不便，交通不便，用水不便。他说这里的路特别难走，全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下大雨更是让人头疼。回忆来时的路，的确颠簸得厉害。用水是最大的难题，没有自来水，必须学校自己挑水。旱季时，开拖拉机运水；水季时，学生自己挑，来回要走半个小时。有些女生比较瘦小，半路上走不动了，便就地取材，从路边的稻田里挑水。学生们喝了不卫生的水，就开始闹肠胃炎。这能怪孩子们偷工减料，不负责任吗？我反问自己。

关于拉东小学的春蕾班，陈校长谈的比较多。拉东小学是贵定县春蕾计划的所在地。春蕾班一共有四十名家庭贫困的女童。她们的书本杂费由中科院捐助，生活费归县政府管。她们几乎是免费读书，因此生活相对普通班的学生要好一些。自１９９４年创办以来，学校一直给予重视，把好老师调进来，让心细的女老师做班主任，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住校的集体生活。另外，开展除学科知识之外的第二课堂，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质。五年下来，她们的进步非常大。我的遗憾再次加深——要不是放假，就能看见她们了，现在只能看墙上那几十张一寸照片了！

　　为了说明学生生活困难的程度，两位校长举了几个例子。这里的学生最低伙食标准是每天一块钱；相当多的学生买不起菜，只能就着辣椒吃饭，有时一瓶辣椒要吃一周；有的学生木板床上只铺一张牛皮纸；冬天穿单衣的也有……

　　我一边做记录，一边听。最后脑子里满是三个字——三万元。杨校长说三万元就可以引水上山，就能解决学生的用水问题。当晚，我翻看白天的记录，发现“三万元”那几个字被我用笔勾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发现旁边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我要是有三万元”，并无下文。已经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。唉！我想做个有钱人，不用很有钱，三万元就够了！

贵定之四　敢问路在何方

　　贵定是我们的第一站。上完第一次课，我们及时听取听课教师的反馈意见，利用晚自习到每个班转了一遍。他们针对实际工作提出了许多问题和意见，总得来看，对素质教育仍有很多疑点。于是，我们临时决定将“素质教育”作为一个主要题目展开讲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通过和这些老师的交流，了解到他们所执教的农村中小学的一些情况，很具有代表性。其中三个老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在后来两次讲课中，我都提到了他们。

　　三都县大河小学的体育老师潘洪友口音很重，说起普通话甚是吃力，不时地停下来考虑该怎么说。我同样吃力的听，终于听懂了一些。他是一名专业教师，是学校体育组的组长，每周要上１８节体育课，工作量大，负担很重。他说学校经费太紧张，没钱买体育设施。全学校只有几个篮球。不过，他们在因地制宜方面做的很出色。利用当地资源，自己动手做体育器械，如接力棒、高跷、铁环等。还利用周围的自然条件丰富体育课的内容，比方说带孩子们爬山、游泳、赛龙舟。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也都在坚持。潘老师最大的困难是：农村孩子的家长对体育课的态度很不积极，不重视。潘老师对在体育课上如何体现素质教育，或者是体育课素质教育的评价标准感到困惑。他提出了问题，实际上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。

　　贵定县新安小学的彭吉菊是五年级班的班主任。她要负责数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思想品德、班会以及健康教育课。我饶有兴趣的问她，健康教育课是怎么上的。她想了想，说跟上语文课一样。学生手里都有《健康教育》的课本，课前让他们自己预习，遇到不会的生字词查字典。课上，老师朗读课文，学生听。之后老师就课后问题提问，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了解他们掌握了多少，再进行补充。在农村小学，能开设《健康教育》课，能做到这些，已经很不错了！这就是希望！

　　长顺县摆所中心小学的韦昌兰老师年纪很轻。我们走进语文班的时候，她坐在第一排，趴在桌子上，面无表情。我主动和她搭话，那隐隐的敌意很快就消除了，但是她的语气一直透着不满。聊完之后，我就都明白了。这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女孩子，她接受并认可新的教育观念，然而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她陷入两难境地。也难怪她有那么大的情绪。一上来她就气鼓鼓的说，在她们这儿没法搞素质教育！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规定，期末考试必须平均每科８０分，如达不到，就扣老师的工资。为了应付考试，就得“逼”着学生抄抄抄、背背背，平时如此，复习期间更甚。学生累，老师也辛苦，考完试就全搞忘记了。她极力反对这样做，但除了一个人生闷气，又有什么办法。我问她：“韦老师，你所理解的素质教育是什么？”她不加思索的回答：“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知识，让学生在学校里很快乐！”简单的两句话字字在理。我想，年轻一代的教师中，持有象韦老师这样想法的一定大有人在。就等着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东风刮起来了！

　　素质教育的路很长，但我们已认准了方向，就要走下去，不论有多难！

都匀之一　陈凌和他的葡萄园

　　在贵州短短十二天，有幸结识了不少神人、怪人以及能人，都非常的有个性。陈凌便是其中之一，属于能人那种，是一个很成功的男人。

　　七月二十四号中午，我们到了都匀。吃过午饭，都匀师范随行的两位老师把我们送到宾馆后，就不见踪影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大汗淋漓地回来了，手里拎着大大的两袋葡萄。我们有些过意不去，他们说：“不是买的，自己种的，从我们基地的葡萄园摘的。”

　　晚上睡觉前，洗了两串，耿老师有点怕酸，可是我喜欢，一会儿工夫就全部消灭掉了。水果一向是我的最爱，而葡萄是我最爱里的最爱之一，能吃到这么大这么新鲜的葡萄，心里实在是高兴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陈书记就跟我们打招呼，说下午要带我们去参观都匀师范的葡萄生产基地。吃中午饭时，他一边嚼一边眉飞色舞地讲他们的葡萄园。我光顾看他那副可爱的样子，至于他说了什么，一个耳朵进，一个耳朵出。葡萄园在我脑子里，仍旧没有概念，想不出来会是什么样。

　　下午，钱老师讲完他的课，大概四点钟，我们在陈书记和吴书记的陪同下，去参观陈书记嚷嚷了无数遍的葡萄园。车子在市里绕了一圈，上来一个男老师。陈书记为我们介绍，这是陈凌老师，葡萄生产基地的负责人。陈凌四十出头的样子，瘦瘦的，典型的南方人。眼睛炯炯有神，话不多，但是干脆，便知是一个很讲效率的人。他原来是都匀师范的数学教师，两年前推掉教学上的那一摊，到这个基地专门负责管理。他只有一个搭档——张老师，负责技术指导。张老师是从都匀师范毕业的学生，返乡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师，后来自学农业技术，小有名气。于是母校聘请他回来担任技术指导。陈老师说，他们的葡萄生产技术和经验正在都匀地区推广，很受欢迎，并且已经引起了黔南州和省里的重视。在学校，学生们也争先恐后的要到这个基地来学习技术，由于名额有限，竞争很激烈。总之，这项事业很有发展前途。我坐在后面，用敬佩的眼光看着他，小声对钱老师说，“这个人很有思想！”钱老师点点头，同意我的看法。
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就到了目的地。大家排着队，沿着小路爬上山坡，葡萄园已近在眼前了。走在队伍中间的陈凌指着葡萄园说：“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，我和小张带了一批学生，硬拼出这么一块三十亩地的葡萄园。”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！我更加佩服他了！

　　说着说着，就来到一个小房子前，这是他们的“家”。房子前有一块平地，一张小方桌，几把小板凳，两张躺椅。头顶上扯着一块塑料布，就成了一个凉棚。张老师和几个学生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。陈老师进屋拿出几本影集给我们看，里面全部是关于葡萄园的照片，新的旧的，展示着葡萄园成长的历史。我在照片里找到了陈老师和张老师，再看看一旁忙碌不停的他们，比了比，变化不大，但是更自信了。再比比，稍微有点见老。肯定会这样，两个人管着这么大的一个葡萄园，得操多少心呀！

　　仿佛为了验证这个凉棚存在的必要性，山那边的乌云夹杂着轰轰的雷声滚滚而来，风把塑料布刮的呼啦啦的响，雨说下就下，雨点砸在塑料布上，噼里啪啦的。我们把凳子往里挪了挪，雨就溅不到身上了。

　　这时，两个学生端来两盆洗好的葡萄，热情的招呼我们吃。主人实在，客人也就不必假装斯文。大家围上去，天哪！好大的葡萄！比那天吃到的还要大，还要漂亮！一人拎起一串，吃的眉开眼笑，真的是太高兴了。这是一场太阳雨，天空渐渐明亮，风吹进来，凉爽无比，听着雨声，吃着葡萄，还跟这些有追求，有成就的老师和学生在一起，心情怎能不好呢？

　　陈书记和陈老师向我们介绍这些葡萄的品种。其中最紫最大的那种叫“京亚”，是北京举办亚运会研制出来的。“京亚”的个头真是大，象乒乓球一样，皮很厚，果肉的密度也大，让我想起北方人常用的一个形容词——“壮！”虽然是形容人的，用在“京亚”上似乎也很合适。“京亚”的颜色很重，吃了一会儿，嘴边，手上都紫津津的。

　　雨停了，我走出凉棚，眺望远方，一排排的葡萄架整整齐齐的延伸出去，空气里有一丝淡淡的葡萄香。想起陈老师的话，“今年的葡萄产量能达到几万斤，熟的已经拿到市场上去卖了。”张老师手握一把游标卡尺，“走，咱们下去看看！”我们跟着他进了园子。架上的葡萄很稠密，每一串都被报纸做成的袋子包着。他解开其中一个袋子，托着葡萄，用游标卡尺去量最大的那一颗，直径３.８厘米。大家把脑袋凑过去，惊叹不已。“不是这个，还有更大的！”说完继续往前走。又解开一个袋子，“在这儿！看！４.２厘米，比标准乒乓球的直径还长０.３厘米！”同一串上几颗较大的葡萄，直径都超过了３.７厘米，衬着张老师憨憨的笑脸。“你的相机呢？”耿老师提醒我。“照完没胶卷了。”我怯怯的回答。我知道我又做错事了。方才，大家在凉棚下唏哩胡噜的吃相十分可爱滑稽，我一时玩心大起，就把相机里所有的胶卷都用来抓拍。唉，早知道——，就——！以后再也不可以任性！虽然没有人很认真的怪我，我还是耿耿了好几天，自责了好几天，实在是遗憾。

　　要走了，大家和张老师以及那几位男同学说再见。我问张老师：“您不回家吗？”他笑笑，“我一个星期回家一次！”看来，他是以葡萄园为家了。有一件事，一直想不通，上车前终于开口问，“陈书记，那个葡萄，为什么有的是方的？”“太稠了，都挤在一起，空间不够，就长成这样了。”陈老师听见，接着补充，“在葡萄还小的时候，就应该掐掉一些，学生没经验，告诉他们，也不听，不舍得掐。”“可以理解，换我也不舍得。”“现在知道错也晚了，葡萄已经长成这副怪样子，他们自己说明年可不能再这么干了！”突然联想到国家的一项政策，我说了一句傻话：“看来，种葡萄也要搞计划生育。”说完和陈书记一起哈哈大笑。

　　从生产基地返回都匀师范的途中，陈凌顺便下车去看他的两个销售点的销售情况。因为赶时间，我们就没跟着下去。他两次上车，都是一句“快卖完了！”，都是一脸的幸福和陶醉。陈老师很客气，又从卖点上拎了两袋葡萄送我们。盛情难却，只有收下，但后来竟没来得及吃。出发前，好心的组长把所有的“乒乓球”葡萄送给了宾馆的服务员，组员们对他大加赞赏，夸他懂事……

　　离开都匀师范后，我们多次谈到陈凌这个实干家和他的葡萄园。我特意留了他的通信地址和电话，打算回北京后把他介绍给更多的志同道合者，大家可以跟他学习，跟他一起努力！

都匀之二　　卖黄瓜的小男孩

　　在都匀的最后一天，荔波教育局的彭局长陪我们参观了瑶山，之后又匆匆的去小七孔，龟背山，水上森林。本来鸳鸯湖也在计划内，可是某些同志坚持要参加下午瑶寨的祭祀活动。于是司机就在半道上停车，几个人走下台阶，站在鸳鸯湖的水边观看。反正也不让玩，瞄两眼有什么意思。我觉得没劲，就爬上“岸”。

　　大概是交通不便的缘故，这里的游客很少。除了我们这群人，只有四五个其他的游客。还有一大帮孩子围在一起，有男孩，也有女孩，年纪都不大，最大的也就七八岁，小的四五岁，都穿的破破烂烂。地上放着几个竹篮子。最边上，坐着一个老太太，黑黑瘦瘦，前面也摆了一个篮子，好象装着苞谷。

　　我走过去，首先被篮子里的黄瓜所吸引。贵州的黄瓜是名副其实的“黄瓜”，颜色是黄的，形状又粗又短，是真正的“瓜”。我蹲下来，眼睛盯着篮子，问卖黄瓜的小男孩，“这是黄瓜吗？”“是。”“你上学了吗？”“上了！”“你放暑假了，是吗？”“是！”“你的黄瓜怎么卖？”“五角钱一个！”我指着另外一个篮子，“这是谁的黄瓜？”“＊＊的。”“他人去了哪里？”于是他开始大声喊那个名字。喊了几声，跑回来一个男孩，年纪略大些。我问他：“你的黄瓜怎么卖？”“五角钱一个！”我笑了，价格还是统一的。我们三个对峙着。“我买两个吧！”他们俩不吭声，也没有表情。我意识到刚才那句话的背后有一个潜台词：“我买谁的呢？”我观察他们俩，还是不言语。我猜这肯定是一对非常要好的好朋友，谁也不肯把生意抢了去。我笑笑，很认真的说：“这样吧！我买你们俩一人一个！这样比较公平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两个孩子同时说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紧张的空气终于流动了。“你们帮我挑吧！我不懂，帮我挑个最好的！”“好！”两个小家伙低着脑袋，在篮子里刨来刨去，找到最好的那个，分别递给我。恰好钱包里有零钱，我把两张五毛钱递到他们的手里。两个孩子拿着五毛钱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高兴极了，仿佛手里抓着的不是五毛钱，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香又甜的馅饼。我鼻子酸酸的，扭过脸，触到老太太慈祥的目光，那笑意中流露出几许感激。这时，其他人都上了“岸”，“看我买的黄瓜！”我大声喊，企图掩饰我的难过。忽然想起应该留点什么，于是我把孩子们拢到一块儿，大家挤在一起，耿老师为我们合影。一时间热热闹闹的，我努力笑着照相，努力笑着挥手，努力笑着跟他们说再见。

　　上车的时候，有一位当地的老师很不理解的问，“你买这个干什么？”我简短的回答：“我帮他们勤工俭学！”便懒得再多说……

　　回家后，我把这件事讲给妈听。我以为事情过去很久了，我以为……，可是刚讲一半，就讲不下去了。我深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把故事说完，然后沉默着把泪逼回去。再抬起头，发现妈手里拿着毛巾正在擦眼睛。

　　从贵州返回北京的火车上，我和向蓓莉靠窗相对而坐，谈论起这些，包括鸳鸯湖边卖黄瓜的小男孩，遵义夜市上卖唱的小女孩，凯里夜市上摆小摊儿的小姑娘，以及某些我们不能认同的态度和某些见的太多、听的太多以至于已经麻木、没有任何感觉的人。最后的结论是：我们没有权力指责别人，但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——不论何时何地，都要有一颗充满爱、宽容、同情和热情的心，一颗永远不懂麻木的心！

都匀之三　走近瑶山，走进瑶山

　　到都匀的头天，我们就向陈书记讲明考察的任务，希望给予建议和安排。他一个人自言自语，这儿吧，那儿吧，拿不定主意。晚饭快吃完时，都匀市的教育局长匆匆赶来。大家又提到考察的事。局长点上烟，狠狠抽了一口，对我们说：“贵州最穷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麻山，一个是瑶山。既然你们是来扶贫，不去最穷的地方看一看，怎么能行？”提议是有了，可接踵而来的问题也一大堆。首先是时间问题。我们的行程太紧张，只有一天的考察时间，如果去瑶山，光路上就要花十几个小时，赶不回来怎么办？其次是安全问题。钱老师和耿老师各有所想。钱老师第三天就得回贵阳，这样就只剩下组长一个男生，他不放心我们三个，怕路上出意外。他皱着眉头一个劲的摇头，使眼色，小声嘟囔，“不去不去。”我分明看到他脸上写着两个字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——“蛮”和“夷”，偷偷地笑起来。耿老师有过坐在一旁看司机开车走夜路的经历，至今说起来仍心惊肉跳。她比谁都清楚司机开夜车多么地容易疲劳。万一他在窄窄的盘山公路上犯困，打个盹什么的，危险就大了。耿老师没多说其他，反复问一句，“安全吗？”其实是——“能保证不出车祸吗？”没人拍着胸脯说：“绝对安全！”少言寡语的司机蒙师傅埋头往嘴里扒拉饭，也不理我们。真让人失望！我和组长看着钱老师和耿老师，不做声，这种事要听大人的话，大人说了算。但是我真的很想去，管它危险不危险，既然来了，就去嘛！我可不想再有什么遗憾了！耿老师最后发了话，“让我们再考虑考虑。”教育局长强调再三，“要去，你们一定要去，不去太可惜！”回去之后，我们既没有研究研究，也没有考虑考虑，凭着一种好奇和冲动，最后决定——去！可还是挺可惜的，因为钱老师要离开队伍，不能和我们三个一起去“冒险”。安全问题可以忽略，时间问题却不得不解决。我们和陈书记等人协商之后，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：第三天下午提前一个小时上课，提前一个小时下课。等组长下课，我们直接从都匀师范出发。万一第四天晚上赶不回来，就通知凯里师范的老师把下午的课挪到晚上。

　　哈哈哈，一想到要上瑶山，那个神秘的瑶山，我就兴奋不已，激动不已。终于盼到组长下课。我们就要出发去瑶山啦！要不是为了维护北师大人的形象，我真想原地蹦一蹦，扭一扭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！出发前，才知道陈书记和吴书记也陪我们去。他们俩，加上组长、蒙师傅，现在一共有四个男生。我们的队伍还是满壮大的！那时我跟陈书记已经混熟，也就用不着拐弯儿抹角儿，直接了当的问：“陈书记，路上不会有打劫的吧？”“不会——！”他呵呵笑着，好象听到世界上最愚蠢的问题。太好了！我怕的就是这个，现在放心了！

　　那天，我特别争气，没晕车，而且是在没吃晕车药的情况下。一想起来就得意洋洋！一路上，我们听可爱无比的陈书记罗里罗嗦地讲他那些可爱无比的经历，听他忘我地跟着任贤齐唱《心太软》，听他在后面的座位上躺着打呼噜，聊聊天儿，哼哼歌儿，看看窗外的月色，啃几根地瓜干儿，嗑几粒瓜子，含几颗话梅，困了就眯瞪一会儿。可怜的蒙师傅，患了热伤风，还得开那么长时间的车；尽职的耿老师坐在蒙师傅的旁边，不敢闭眼，为了不让他睡着，还得没话找话说。我偶尔凑过去，听一耳朵，他们似乎聊的还挺投机。

　　六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。晚上十点钟，我们到了荔波。陈书记说，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找老彭，让他带我们上瑶山。一个多小时就到。”我们顾不得洗漱，把行李放好，就跟着陈书记在荔波城里溜达。荔波城很小，一条江哗哗地从城中间穿过，江两岸有不少人纳凉，优哉优哉。陈书记带我们去看那棵有名的百年大榕树，再往前走几步，是邓恩铭烈士的故居，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“导游”说，“咱们回去吧！荔波就这么大！”我们按原路返回，行人渐少，更突出了荔波城的干净。荔波，这个名字太美了，一个很幼稚的想法迅速诞生——以后我有了孩子，就给她取名荔波，多好听！

　　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睡不着。折腾了这么久，终于靠近瑶山了……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出去，到江边闻新鲜的水味儿。几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子在打羽毛球，一个老人在练拳，还有几个人在江里游泳。一辆洒水车开过去，我都要看傻了。这么小的小城，居然还用洒水车？！后来听彭局长说，每天要洒三次，就象一天三顿饭。难怪这么干净！我真羡慕在这里生活的人，于是更加痛恨新街口北大街、二环，三环……蒙师傅说回来的时候不走这条路，我就有些恋恋不舍，车子开过大榕树时，我深情的看看它，在心里说，“你要好好活着，我会再来看你！”

　　彭局长和陈书记一样幽默，一样可爱，一样有个性！旅途中又多了个这样的伴儿，实在是幸运。我们享受着彭局长的诙谐，进入了瑶山……

　　连着两天没好好睡，我困得要死，但还是不舍得错过瑶山的青山秀水。我把脑袋伸到窗外——山下，是蓝的让人心动的河水，那种蓝我从没见过，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色，天空晴朗，清晨的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我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，和大自然溶为一体……

　　渐渐的，看见了人家，看见了吊角楼，看见了打着黑伞去赶集的瑶胞。然而，路越来越不好走了。

　　和在贵定平伐镇的参观顺序一样，我们先看学校，然后到农户家里去。我们参观的学校叫荔波县瑶山瑶族乡民族小学，别名志成希望小学。所谓“志成”，是香港一位皇家警察，这所学校就是他捐资修建的。学校门口挂了三个牌子：瑶山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，乡教育辅导站，民族小学。这又是一个多功能的学校。我和三个牌子合影留念。

　　大家坐在荫凉地里，听校长介绍当地的情况。这所民族小学主要招收附近的瑶族儿童和布依族儿童，共有学生４００多人。学校实行三包：包吃、包住、包书本费。不过，每名学生还需交十斤大米。国家另外补助四斤。小学升初中的入学率为９２％。辍学依然是个大问题，他们的手段是由教育执法队出面或利用赶集时对老百姓进行宣传。

　　这所学校没有围墙，一面山坡上，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玉米。校长说，这里的生产相当落后，玉米是他们的主食，大米很少，一般都省着过年时候吃。玉米的亩产量很低，在二百斤到三百斤之间。没有固定的耕地，几乎是“刀耕火种”的生产方式，随便把种子撒在山坡上，其他的事情留给老天爷。一旦下暴雨，水土流失非常厉害，种子也跟着被冲走。这就是为什么山坡上的庄稼密度很小。这里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，一些人家十、十一月份就断粮了，连玉米都吃不上。“那他们怎么活？”耿老师问。校长说，断粮的时候，就出去打工，给人家插秧、修路，都是相当重的体力活儿。

　　聊了一会儿，校长、主任带我们到村子里去。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用做粮仓的吊角楼，很高。奇怪的是，支撑吊角楼的那几根粗粗的柱子上，在中间那个位置，都套着一个做工粗糙但是表面还算滑溜溜的陶罐。当地人说，这是用来对付老鼠的，这样老鼠就爬不上去。和我们猜的差不多。吊角楼下，散坐着几个年龄不一的男孩子，用一种很怪异的眼神打量我们这些不素之客。其中有一个，最多五岁，只穿着一条裤子，裤带松了，露着肚脐，浑身上下脏兮兮，光着脚跑来跑去。我们走到哪儿，他就从哪儿冒出来，象个精灵，把手里的纸飞机乱抛一气。我很想给精灵提提裤子，帮精灵把鞋找回来，但是我不敢。因为他的目光充满敌意，要知道，小孩子充满敌意的目光很可怕。我只好一有机会就讨好的冲他笑。

　　从外面看，这个村子里的房子很不错，都是青砖房。据说，这是上面拨款帮着盖起来的。但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走进去，吓了一大跳，猪圈也在里头。彭局长说，这是瑶族的风俗，人畜同居，习惯了，也不觉的脏。我们见门就进，看了五六家。

　　有一家，大人不在，十来岁的姐姐坐在门口绣腰带，我拿在手里，细细端详，女红非常好，问她给谁绣？她用普通话说，“给自己。”一定是嫁衣！我无可奈何的叹口气，不愿去想她的未来。我搂着一直藏在身后的小妹妹，让小姐姐放下针线看前面，一只狗大摇大摆地从后边闯进我们的镜头，连招呼都不打。它肯定也住在这屋子里。

　　还有一家，一对年轻的夫妇，漠然的看看我们，该干嘛干嘛。丈夫留着很长的头发，梳的高高的，在头顶挽起一个发髻，象北京白云观里的道士。彭局长说这也是瑶族的习惯，男子结婚后要留发。屋子里有猪圈，除了床，还有一口小缸，缸里是打碎的玉米糁，地上有一口锅，架在几块砖头上。锅里煮着绿色的不知为何物的野菜，咕嘟嘟的冒热气。难道小宝宝也吃这个？

　　还有一家，妈妈在干活，两个女孩子在一旁。其中一个很爱笑，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。问她才知道开学她就上三年级了。我逗小女孩儿，“你的牙齿又白又漂亮，一定要经常笑，把牙齿露出来！”瑶族妈妈听懂了我的话，回头望着女儿满意的笑了。我和组长分别和他们娘仨儿合影，走的时候，小女孩很害羞，站在那儿不动，用她的笑送我们出门。彭局长觉得在我们面前很没面子，就批评校长今后要加强礼貌教育，哪有客人要走了，连“再见”都不说的道理。我倒不这么认为，这穷乡僻穰的，会来什么客人？她就是生人见的太少，怕羞，彭局长有些小题大做。

　　他们的家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很难形容他们的家是什么样。但是在很多家门上，挂着一个牌牌。是一张塑料压膜的表格。大概内容是，这一家是特困户，有几口人，性别、年龄，土地面积，还有负责帮助脱贫者的姓名，职务，以及要达到的目标等等。其实就是一帮一，一对红儿。耿老师很痛心，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不好好收拾收拾呢？最起码，把门窗安上，天冷了也能挡挡风。怎么就这么懒呢？校长说这里冬天有时也会下雪，温度也会降到零下，可是他们习惯了，烧一个火塘，躺在旁边，忍一忍就捱过去了。

　　最后参观的那家不是砖房，是典型的吊角楼，很大。看样子，家庭环境还可以。这一家一层住猪，牛；二层住人、鸡、鸭、狗、羊。鸡飞狗叫猪哼哼，热闹非凡。二层的一头，一老一小。彭局长走上前，很恭敬的作了个揖，说了句什么，回头告诉我们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。她又瘦又小，脸上的皱纹象核桃皮，她蜷成一团，靠着墙坐，专注的看着眼前吃得津津有味的小孙子，也许是重孙。男孩的碗里，是亮晶晶的白米饭和炒过的绿豇豆。这家的太上皇一定是他了，米饭，炒菜，简直是超级待遇！

　　说真心话，我很失望，甚至有些绝望。穷的一塌糊涂！怎么办呢？这里的人似乎不觉什么，他们的表情大多是无所谓的那种。不出门，不出瑶山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跟外面的世界做比较，爷爷这么过，爸爸这么过，我也这么过。天哪，怎么办？

　　瑶山乡的瑶胞，穿着很单调。男人的裤子很象北方农村老年人穿的那种肥肥的大棉裤，大多是象牙白色，偏黄。而女人全部是一身黑。黑上衣，黑裙子。裙子很短，据说这样方便爬山；裙子的腰部很多褶儿，象早些年流行的百褶裙，走起来一摇一摆；下摆的一条彩色花边儿比较能突出个性，也使得裙子活泼些。

　　那天，是一个赶集的日子。离开瑶山乡去往小七孔的路上，看到许多成群结队的瑶胞。最美丽的一道风景是七八个十几岁的瑶族女孩并排走在前面，她们的裙子一起有节奏的一摆一摆，方向始终保持一致。我和耿老师大呼小叫，“真好看哎！”某位同志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小声问我：“你说她们是不是故意摇？”说出这种话，太恶毒了！“这样吧，改天让你穿上，试试看，看你走起来摇不摇？”噎的他说不出话。哼！

　　我们追上那几个女孩子，把车停在路边，下了车，想等她们走过来和她们合影。谁知道，她们走近之后，都躲躲闪闪，不知是怕，还是害羞，有的甚至想跑掉。彭局长心平气和的做思想工作，“就是照相嘛！”好不容易说服她们，大家站到一块儿了，被组长的一句“这个女孩子最好看，我要站她旁边”吓跑了。我们大声喊：“回来，别跑！”也不敢追，怕真得吓着那些女孩子。最后，剩下一个牙齿脱落、满脸皱纹的瑶族老奶奶，她既不怕、也不害羞、更跑不动，举着一把黑伞站在炎炎烈日下。那就跟老奶奶照相吧。我帮她把雨伞收起来，她站在中间，我和组长站两边，他跟没事儿人似的，伸出胳膊搭在老奶奶的肩上。我的气还没消，要不是你多嘴——，哼！你不是想和最好看的女孩子照像吗？现在你的确是和最“好看”的瑶族女孩子照相！想到这儿，突然忆起《泰坦尼克号》里年老的罗丝，觉得很好笑，看看老奶奶，没准儿想当年还真是“最好看的女孩子”呢！

　　车上还有空座位，我们就让老奶奶上车，到集市还有一段路，可以顺便送她一程，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！彭局长和她叽里呱啦的讲话，说她七十多岁了。

　　说不清瑶山到底给我什么感觉，然而印象却再深刻不过，闭上眼，一幕又一幕就浮现出来，生动而清晰……也许再过些日子，感觉也能明朗起来吧！

都匀之四　谁的眼泪在飞

　　参观瑶山乡那天，小学的校长说下午这里有一个祭祀活动，专为一个来考察的“领导团”举行，不仅有歌舞表演，还要杀牛，很讲究的杀。问我们有没有兴趣看。君子远庖俎，我虽然不是君子，但是一向反感血淋淋的场面，觉得太残忍。可是其他人很好奇，尤其是蒙师傅，他说他从小就盼着参加这种祭祀活动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这次无论都不能错过；其他各位也都觉得机会很难得，毕竟祭祀活动并不是常有的，既然赶上了，就去看看，领略一下瑶乡的民俗。没人和我一个立场，我只好服从大众。

　　下午四点，从小七孔赶回瑶山乡。路上，蒙师傅疯了似的开车，他怕误点。他真的是想看，儿时的情结就要解开了。祭祀活动推迟了１５分钟，因为“领导们”还没来。我们就先去现场。路上，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朝一个方向走，远处传来鼓声，我们就跟着他们后头。走近了，看见在村口有五六个年龄不一的瑶族女孩子叉着腰，站成一排。脸上都涂了胭脂，面颊红红的，嘴唇也红红的。他们不仅穿着黑裙子，还缠着黑色的绑腿，脚下是球鞋。她们的前面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有几个粗瓷碗和一坛酒。旁边，站了一行年轻的小伙子，手里端着火枪。陈书记说，待会儿客人进村的时候，男孩子要鸣枪，女孩子要敬酒。这是瑶胞最隆重、最热烈的欢迎仪式。

　　我踮起脚往村子里看，一片空出来的平地，四周的低处坐满了人，高处站满了人，看样子十里八乡的人都聚在这里了。“领导们”终于姗姗而来。我们几个夹在队伍中进了村。

　　祭祀活动开始了。场子的一边，摆着一个长架子，吊着十来个锣和水桶形状的东西。两排人分立两旁，一一对应。一个敲锣，一个弯着腰扶住“桶”朝锣的方向推，再向外拉，一下一下。他们配合得很好，锣和“桶”靠近，分开，再靠近，再分开。我猜这“桶”应该是用来制造回声的，问身边的一个当地人，果然是这样。旁边是一个大鼓，一个巫师绕着鼓跳来跳去，两个鼓棒儿在他手里翻动，一会儿敲鼓，一会儿互相敲。仔细观察，他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踩着舞步，还是有一些规律在里面。节奏鲜明而强烈，我也被感染了，拿着已经喝空的矿泉水瓶随着鼓点儿在腿上敲。不论是主角“巫师”，还是那二十来个配角，一律是上了年纪的男性瑶胞。他们都干巴巴的瘦，个子也矮，穿着黑衣服，让人看着不舒服，我不喜欢他们，尤其是那个“巫师”，浑身上下一股说不出来的邪气和鬼气。这时，女孩子们手牵着手上了场，跳一种最简单的摇摆舞。一个又瘦又难看的类似导游的年轻女人拉着麦克风，讪笑着向“领导们”介绍今天的祭祀活动，将如何杀牛说的很详细。

　　我问当地人，自己的牛怎么舍得杀？他说是买来的。我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场子的南边，有块低一些的平地，中间立着一个木桩，那头无辜的牛就被拴在那儿。我抬头看看天，咦，什么时候天阴了。好客的当地人说，“你们晚上也留下来吧，吃烤牛肉。”我挤出一丝笑，“谢谢，我们待会儿就走。”

　　要杀牛了，人们兵分两路，一队往大高台上跑，一队围向杀牛的场子，这两处地形都很有利。一个负责人举着喇叭喊，“都往后站，退后，把孩子带远点儿！”挤在队伍里，我已经找不到我的同志们。那个鬼里鬼气的巫师又出现了，喝了一口酒，没咽，双手托起刀，喷在上面。他向前跨了两步，牛趔趄着向后退了两步。巫师给牛鞠了一躬，叽里咕噜的听不懂在说什么。照刚才那个丑导游的说法，巫师应该是在说：“牛啊，对不起啦，今天要你牺牲一次呀，别怪我们狠心，实在是迫不得已耶……”真他妈的假惺惺！巫师念叨完，把刀给了一个小伙子，原来老鬼不执刀，料想他也没那个力气，不过年轻的时候肯定没少干这种事。

　　丑导游说过，杀牛时只能砍三刀，而且三刀都必须砍在牛脖子上，这样才能保证供品的纯洁和高尚。刽子手举起刀，向牛逼进，可怜的牛惊恐地后退，后退，系在脖子上的绳子被绷的紧紧的，已经退不动了。“啊——”人群中发出了呼叫声，刀已经落下，又抬起了！只见牛脖子上裂开一个深深的大口子，殷红的血流出来。我闭上眼，胃里开始翻腾，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站在已空荡荡的场子里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半天缓不过来。蒙师傅从我身边跑过，“走！上去看！上去看的清”。我看看天，越来越阴了，就要下雨了！下吧，下吧！下的越大越好，让你们没地儿点火烤牛肉！我想走掉，又怕待会儿他们找不到我着急。于是就在人群的外围找同志。

　　组长蹲在一个人少的地儿，眯着眼拍照。“耿老师呢？”我问他，“不知道！”他专心的都顾不上跟我说第四个字。我撇撇嘴，懒得理他，不由自主的看了一眼牛，不知道它还得挨几刀。牛安安静静的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刽子手也立在一旁，伺机行动。我又看到那个鲜血淋淋的口子，胃里又翻腾起来。我再站回到场子里，四下找耿老师，看不到。无聊！可恶！我要走了！找不到耿老师，那就跟组长说一声吧！我到原地去找他。却看到最残忍的一幕。几个人手里拿着绳子，去绊受伤的牛的腿，去勒它脖子上的口子，牛跌跌撞撞的，试图做最后的拼死挣扎。但是最终摔倒了。“耿老师在哪儿？你走不走？”“不走，这会儿最关键。耿老师啊？你上那边儿找找！”他的注意力还在相机和牛上。他已经不可救药了！我再接着找耿老师，发现她坐在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侧着身，戴着墨镜。我走过去，“我找你半天，咱们走吧。”

　　我们没和陈书记他们打招呼，他们看的正专心。我和耿老师往学校走，一路上谁也没说话，我知道她心里要比我难受许多倍，因为她经历的比我多，想到的也比我多。快到学校的时候，雨下起来了，雷声在头顶上轰轰响。等了半天，他们几个跑回来，衣服也湿了。上了车，组长对我说，“最后他们把牛捆起来，用一根棍子抬走了。牛那时流泪了。”我听说过牛在死前要流泪，它一向温和的大眼睛里会存着多少泪？

　　车窗外，风将雨吹的歪歪斜斜，这又是谁的眼泪在飞？

凯里之一　虚伪的城

　　王安忆自选集散文卷《漂泊的语言》自买来之后，翻过几遍，都没留意到那两个字——凯里。回京后，有一日重新拾起放在枕边的这本书，忽然在目录里发现凯里两个字，急忙找到那篇文章，没错，说的就是贵州的凯里。我有些得意地对着照片里的作者说，“知道吗？我去过凯里！”

　　凯里是我们组在贵州的最后一站。坦白的讲，凯里给我的印象并不好。

　　凯里的主干道叫北京路，路两旁种了许多法国梧桐，很象邯郸的中华大街，正是这一点使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；街道笔直，纵横分明，四通八达，耿老师说这叫棋盘街，很形象的一个称呼；凯里的店铺规模很小，而且集中，夜间很晚才打烊；路边的夜摊很热闹，也很嘈杂；交通混乱，大白天路口就摆摊，汽车也霸气，想走哪条道就走哪条，幸好贵州的司机技术高超，也幸好凯里没人骑自行车；城里没有河，便少了很多灵气；经常不下雨，空气很干燥，也比较脏。这些倒还是次要，最让人不舒服的是——每天每顿饭都要下馆子。

　　在贵定和都匀的时候，我们和学员的伙食待遇是一样的，既没有接风的说法，也无饯行的讲究。我们和师范的校长、书记、主任，以及其他老师和司机师傅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很随意。他们很少强劝我们喝酒，有时侯，大家各聊各的，也不觉得别扭、尴尬。在贵定，为了方便，我们就在厨房里吃。那儿的苍蝇熙熙攘攘的飞，我们必须吃着碗里的，同时两只眼要死死盯着桌子上的菜，准备随时赶走苍蝇，不许它们降落。（于是有了Too Much 的笑话。［范：（小声的）There are so many flies。刘：（笑笑，不发表意见）钱：什么？范：So many flies！钱：（点点头）yeah ，too much！范：不对吧？钱老师，应该是too many。钱：（扬起眉毛）还数的清吗？］）接受组长的建议，我不停暗示自己：要把苍蝇当成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，这样就不会讨厌它们。食堂的大师傅们就在旁边作饭，味道也怪怪的，但是心里很踏实。因为饭厅里的学员老师也在吃着同样的饭，就没有那种享受特殊待遇的不安。都匀和贵定的制度一样，十来位老师一桌，每桌上七八道菜，有时会多些，有汤有米饭，米饭随便吃。学员们饭桌上也可以一边吃，一边交流。吃完，值日生负责帮助食堂的工作人员收拾桌子和残羹，井然有序。

　　也许黔东南有自己的规矩吧！到了凯里，就不一样了。学员下课后，谁拿谁的饭盆儿，到食堂打饭。一直陪着我们的姚老师说，中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，但是他没说是哪四菜，哪种汤。我们几次提出和学员们一起吃，吃一样的，都被各种理由拒绝。从到凯里的那天中午一直到在凯里的最后的晚餐，只有一顿不在带卡拉ＯＫ的包间里吃。每顿饭都有不认识的、与这项活动无关的人一起用餐；一点菜就点满满一桌子，吃不完又不肯打包带走；一顿饭经常要吃很久，说着无关紧要的废话，客套话，效率极低。虽是客随主便，但到了后来，我们实在看不惯，也赔不起那么多工夫，就不顾那么多，吃完就撤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真得怀疑那些学员的伙食费有多少被我们吃掉了。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普遍不好，可我还是无法接受，无法适应。再说，人家贵定和都匀就没有这么多的臭毛病呀！

　　回到贵阳，听说贵州省教委曾交代每个组的最后一站，一定要好好接待。那么，究竟是凯里对“好好接待”的理解有偏差呢？还是我什么都不懂，缺乏社会经验，不识时务呢？我当然希望是前者。

　　离开贵定和都匀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些恋恋，不论对人，还是对那个地方。总之，带走的记忆多是美好的。然而，在凯里火车站，进站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头……

　　回到贵阳，组长告诉钱老师，“那是一个虚伪的城市。”这个说法我同意！

凯里之二　伤心夜市

　　去贵州之前，有位朋友托我帮她买一块蜡染。当时很自信地拍着她的肩膀说，“没问题！肯定给你买最漂亮的！”到了贵州，一天天忙忙叨叨，这件事便拖了下来。在贵定说“到都匀买吧”，到了都匀又说“到凯里再买吧”。到了凯里，“一块蜡染”几乎成了我的心病，因为我必须买到它，因为那个朋友很少向我提要求，我必须满足她这个小小的要求。

　　终于抽出一个没有“节目”的晚上去采购。吃完晚饭，“骗”走为安全起见我们走到哪儿他都陪到哪儿跟到哪儿（这恐怕也是“好好招待”的一项重要内容）的姚老师，我们三个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享受着自由的夜色踏上了前往夜市的路。

　　我们顺利的找到所想买的。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又以公道的价格买了下来。钱包、手袋、蜡染等等，都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情。时间已不早，我们心满意足的往回走。

　　凯里的夜市，沿着北京中路一字排开。既有颇成气候的大摊子，也有被冷落一旁、没灯少亮的小地摊儿。我走在前面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

　　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蹲在人行道上，跟前儿铺着一块塑料布，摆着少许的货物——几个钥匙链儿，几个石头项链儿，还有我一直心向往的那种手编的丝线镯子。我停下脚步，弯下腰细细端详，十几个手镯儿套在一个铁衣架上，颜色各异，但搭配和谐，做工很精细，用手捏了捏，编得紧紧密密。“这种镯子多少钱一个？”“两块。”心中窃喜，同样的东西，在牛门的天桥上，要卖七八块钱。“是你自己做的吗？”“是！”我注意到她的脚边放着一个装了许多丝线的塑料袋子，手里的镯子已经编了一半，动作十分娴熟。“你的手真巧！”她抬起头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。女孩的五官都长的小小的，小眼睛，小鼻子，小嘴巴，不漂亮，但是乖巧得让人怜爱。最可笑的是，她长的象极了大学本科时的一个同学，于是一下子就对她充满了好感。我一向喜欢和我喜欢的人多说话，便挑起话头，开始和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。“你上学了吗？”“上了。”“放假了是吗？”“对！”“你家住得远吗？”她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好象不愿意提到这些。这时，耿老师和组长跟了上来。看到我又停下脚步，组长便知道我又要耽误大家的工夫了，于是很不耐烦的说：“你又看什么？”“手镯！你们看，做工特别好！”“还真是！做的真好！”耿老师睁大了眼睛，蹲在我旁边，注意力被几个可爱的钥匙链牢牢套住。组长一直都是公认的“GENTLEMAN”，但是那天他已陪我们逛了整整一个晚上，耐心已接近殆尽的边缘。无比嗜睡的组长看上去很累，指着摊旁的小塑料凳问小姑娘，“可以坐吗？”“坐吧！没事！”组长坐下，守着我们的包儿，无可奈何的看着两个女人蹲在那里乐此不疲的挑来挑去。看的出，耿老师也喜欢这个女孩子。她和蔼的问她多大了，住在哪里。她的实际年龄是十四岁，然而发育不良的缘故使瘦小的她看上去只有十岁。她家不在凯里市，她说的那个地名我们也不知道，也许很远吧！我和耿老师不敢多问，怕惹了她伤心，就转移话题，问她这种镯子是怎么编的，问她还有没有更好玩儿的钥匙链，净是一些废话。我是决意要买她的东西了，也许整个晚上她还没有开张，她的摊子是那么小，也不会吆喝，有谁会注意到她呢？我举了举其中几个颜色淡雅的手镯，“这些好看吧？我要买！”组长撇撇嘴，不屑一顾的说：“你买这个干什么？”“我喜欢！你懂什么？这叫爱心——”我挑衅的瞪了他一眼。组长把脸扭过去，不再作声，过了一会儿冷不丁的冒出一句：“以后我要是有女儿，就让她出来摆摊儿。”我懒得搭理他，我知道他是故意说给我听，我知道我的爱心很廉价，很微不足道，我知道我的那句话听起来确实有些肉麻和煽情。可是他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，小姑娘听了会怎么想呢，她会不会误以为那句话是在针对她？又过了一会儿，组长拖着长腔问：“爱心，挑好了没有？”“没有！等着！”我忍无可忍，冲他吼了一嗓子。心想这人今天怎么了，找什么事儿，还没完没了！一直默不做声的女孩子这时说了话，“我知道你们是可怜我才会买我的东西。”她说的很慢，声音很小，却清清楚楚，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足勇气说出来。我们三个惊呆了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而沉默解决不了尴尬，我笨嘴笨舌的解释：“怎么会呢？你的东西那么可爱！所以我们才会买！”我边说边用手轻轻揉揉她的头发，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啦！”耿老师也忙说，“我们因为喜欢你才会买你的东西！真的！别多想！”组长自知说错了话，无意中伤害了女孩子的自尊心，就从凳子上挪到摊前，假模假式的作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，试图挽回些什么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女孩子半天不说话，头垂得很低。她在无声的哭，她掩饰得很好，她不愿暴露自己的脆弱，可是我依然能看清她眼里的泪。他人的同情有时能摧毁一个人的坚强，也会将一个人伤的很深，尽管他“我本善良”，那晚的故事便是最好的证明。等她慢慢恢复平静，我故作轻松的问她我戴哪一种好看。她认真地把她每件作品检查了一番，选出一个，在我的腕子上试了一下，自信的说：“你戴这个，这个适合你的皮肤颜色……”耿老师决定买下她所有的钥匙链儿，一块钱一个。她在包里翻了翻，一共找到五个，连同摊上的。我听她的话，买了一个浅蓝、浅黄、浅紫色相间的手镯，两块钱。她的生意太小，竟然连十块钱都找不开。我冲到对面的摊子上，把十块钱换成零钱，给了她。“谢谢！”她小心翼翼的把七块钱装进衣兜。

　　继续待下去，除了让她更伤心，没有其他意义。我们互相看看，走吧。“已经九点多了，再待会儿就早点回去吧！”耿老师嘱咐她。“我知道，谢谢你们，再见！”“我们走了，再见！”走出几米，我禁不住回头看她，谢天谢地，又有两三个人光顾她的小摊儿。望着她小小的身影，我对耿老师说：“这个女孩子很坚强、很敏感，而且十分有志气！”“是啊！所以我刚才犹豫了半天，想给她钱，但是又觉的不妥，怕伤害她。”“唉！”我们俩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，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。

　　后来，我把这只镯子送给一位朋友。她曾一度困顿，然而凭着自己的坚韧、吃苦耐劳终于获得了成功。听我讲完关于凯里夜市上摆摊儿小姑娘的故事，她就把它戴在腕子上，一直没有摘下来……

贵定之三　情满龙塘

　　七月三十一日，是我们贵州之行的最后一天。雷山县西江镇龙塘村是我们考察的最后一站。龙塘村是深山沟沟里的一个苗家寨子。作过几年雷山县长的凯里师范老李校长说，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，要步行三个小时才能到，自从修路后，就方便多了，汽车也能开进去。

　　盘山路很窄，正好被丰田面包车的车轮占满，遇上行人，就得把人家逼到路的边边儿上。凯里师范司机龙师傅的风格是不喝酒开不了车，可想其车技之高超。车开得很稳，车速也能为我们所接受和忍受，再加上大家离开苗寨不久，那股兴奋劲还在，刚上山时的紧张没过一会儿就消失了。反正有龙师傅在，怕什么！

　　从上山到目的地，一共三十里，全部是土路，全部是龙塘村民自己修的。我们在车里颠来荡去，念着“贵州人民欢迎你，贵州的路抖死你”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丰田驶进了龙塘小学的操场。

　　这个小学就建在村子里，放了假的孩子们跑回学校凑热闹。他们站在树底下，男孩子居多，一个个象没人管的野孩子，小脸脏兮兮，衣服破破烂烂不说，还不合适，一定是哥哥姐姐穿剩的、一拨一拨传下来的旧衣裳。下了车，孩子堆儿里两个“孩子王”模样的年轻人迎过来，向我们伸出手。他们一高一矮，高的是村长，矮的是龙塘小学的校长。

　　寒暄了几句，小李校长带我们参观学校。龙塘小学没有围墙，也没有校门。两幢小木楼相对而立，一为教学楼，一为教师宿舍。两幢楼中间的空地就是操场，操场上有两个篮球架。教学楼很旧，甚至可以说很古老，小李校长说这个楼是二十二年前盖的，十一年前曾经加固，现在已岌岌可危。整个建筑全部是木质的，木楼梯、木墙壁、木门、木窗、木栏杆，木地板，走在上面，咚咚咚地响。办公室只有一间，六张漆离斑驳的办公桌几乎占去了大半面积。楼上的三间教室都开着门，我们轻轻走进去。因为放假的缘故，所有的课桌椅移到教室的一侧和后面，都是那种课桌和带靠背的椅子连在一起的两人座位。我坐到椅子上，感觉了一下，桌子的高度还比较合适，但是木头有些糟，桌面上一道道的划痕，有深有浅，十分不平。如果下面不垫得厚厚的，根本写不出工工整整的字。黑板没嵌在墙壁上，而是一块固定在架子上的黑木板，质地粗糙，虽然擦过，仍可见残存的粉笔字迹。最边上的那间教室，后墙的木板已经断裂，漏着大缝。危房！这就是危房了！我们在贵定、都匀参观了一些学校，其校舍都是砖混结构的楼房。一路走来，沿途最漂亮的房子除了乡政府的建筑，就是学校。于是给人造成一种错觉——农村小学的危房问题不再是大问题了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就站在危房里。七八个人走在上面，都有点颤颤微微；二百多个孩子在上面活蹦乱跳，这摇摇晃晃的小木楼怎么经得住？也算是个奇迹了！和以往的认识反差实在太强烈，让人一下子接受不了。

　　其他人下去了，小李校长和村长陪我们三个在走廊里继续聊。我靠着墙，发现缺了几处栏杆，横杆下面竖杆的间距是正常的两倍。我提醒他，这样很危险，小学生课间休息，总爱你追我跑，推推搡搡，很容易从这里掉下去。小李校长说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故，后来加强了安全教育。之所以拖着不修，是因为一直在等上级批准他们申请修建一座新教学楼的报告。可这能成为理由吗？这两件事矛盾吗？我想不明白。

　　小李校长指着对面的木楼说，“那是我们老师的宿舍。”包括他在内，龙塘小学一共６名教师，三名外地，三名本村，每人负责一个班。六个班一共有２５０个学生。龙塘村的大部分村民对教育很支持，不阻挠孩子上学。可有些学生家里确实太穷，掏不出书本费，校长老师就先替他们把钱垫上。还钱的日子遥遥无期，没多久老师所剩无几的工资也花得差不多了。老师吃不饱，怎么上课呢？学生就把老师请到家里吃饭，或者带一些自家种的菜给老师。小李校长讲这些事的时候，我观察他的表情，那是一种无奈的幸福。

　　下面的人在催，“走了，走了，吃饭去了！”我们从唯一的楼梯口下去，又忍不住提醒小李校长，这个楼梯太窄，孩子们课间和放学的时候，必须有秩序，最好有一个老师在楼上组织，一个老师在楼下接应。

　　我和耿老师对教师的宿舍很好奇，路过另一座小木楼，征得主人同意，咚咚咚的跑上二楼。小李校长的家收拾的干干净净，里间是卧室，墙上糊满了报纸；一张双人床，床头摆了一排书；书桌放在窗子下，就这几样简陋的家具；外屋放了一个长沙发，墙角立着几个空的啤酒瓶。我们怕其他人等得着急，快速地扫了几眼，不敢再耽搁，赶紧下楼。

　　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树下的孩子少了许多。其中几个身材矮小的孩子让我想起栏杆上的那几个大空隙。我机械的跟着队伍，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蹭饭。踏着石板路，绕了几个弯儿，就来到“饭馆”。这是龙塘小学主任的家，中午就在这里聚餐。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坐在过道里，打着最简单的招呼，“来了！”老李校长是雷山人，对这里很熟悉。他宾至如归，走在最前面，我模仿他的样子双手合十，向诸位老人敬礼。三位姑娘一人捧着一个碗，笑嘻嘻的堵在门口。这是苗寨的规矩，来了客人，进村或进门之前，要喝三“碗”酒，闯三关！这个场面我们早已经历了一次，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不慌不忙的走上前。姑娘们把碗送到客人的嘴边，客人只要不伸手去接那只碗，抿一小口，意思到了就行；反之，不管碗里有多多的酒，都得喝干！放酒的小桌上，有一小盘颜色黑黑的炒肉，上面歇着几只苍蝇。姑娘送完酒，把碗放下，抄筷子，夹起一块肉，“来，吃口菜！”我把组长的至理名言默默地背诵一遍，“要把苍蝇当成是一种十分可爱的小动物”，然后强作欢颜，张开嘴，大义临然地把肉吞下。

　　进了屋，主人安排我们坐好。客厅里已经支起两口火锅，锅里煮的全是鱼肉。一个中空的小方桌，把锅围在中间，桌面很窄，恰好放得下盘子碗筷，设计的十分合理。姑娘媳妇儿们忙进忙出，端上一盘盘的菜。坐在斜对面的老人递烟过来，我们笑着摆摆手，示意不会。他用很蹩脚的汉话说，“你们学校在北京什么地方？”“北太平庄。”“北太平庄——，离八宝山近吗？”我和组长顿时楞住了，耿老师解了围，“远，这两个地方不在一个区。”老人点点头，吐了口烟，用一种很怀旧的口吻说：“我五几年去过北京，去过八宝山，那时……”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寨，到过北京的人，一定是全村很了不起的人。我盯着锅里袅袅生起的热气胡思乱想，虚构了一会儿老人当年的故事。

　　开始动筷子前，诸多“凯里来客”轮流讲话，官话、套话、废话，大同小异，听得心烦。终于轮到主人发言了。村长、主任、还有年轻时去过北京的老人互相补充，谈了谈村子里这几年取得的成绩。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，为了和外界取得联系，引入先进的东西，更为了把盖新教学楼需要的建筑材料运进村，他们在国家没拨一分钱的情况下，自己筹集资金，自己出人力，修公路，修人畜饮水工程，初步解决了水源和交通的问题。小李校长极认真，专门写了一个发言稿，介绍龙塘小学的历史和现状，提出许多困难，其中包括迟迟未批的用于建设新教学楼的２８万元资金。小李校长给了一份《关于修建龙塘小学教学楼的报告》的复印件，我翻到最后一页，所注日期是今年三月份，拖了将近半年。报告上有这样一句话，我抄在记事本上，“目前（楼房）绝大部分板壁已松动，板壁脱落，风摇欲坠，师生的安全感失衡。”看着上齐的菜，满上的米酒，我们三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很过意不去。这么麻烦人家，却帮不上什么忙。而老人反复说的一句话更让我难受。他说：“你们能来看看，我们就很高兴了，不要再说什么麻烦不麻烦。”

　　老人家不时站起身，给我和组长往粗瓷碗里舀鱼肉，我们忙不迭的说“谢谢！”旁边的老李校长告诉我们，在当地，对年轻人来讲，老人给他夹菜是最高的待遇。可实在是受之有愧啊！我吃的很少，吃不下，因为酒喝的太多。在凯里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在饭桌上被舌敝唇焦的某些人逼着喝酒。但是在龙塘村，当主任的妻子、女儿，还有那个泼泼辣辣的妇女主任排着队挨个儿敬酒时，我无法拒绝，也不忍拒绝她们的真诚和热情。她们说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来招待我们，只有自家酿的米酒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喝。那就豁出去，喝！米酒入口时有一丝丝甜，最初没什么，可它的后劲足。三番五次“轰炸”之后，我的脑子有些晕。不敢再待下去，否则真得要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了。我和耿老师偷偷溜到门口，想起少一人，就折回去“拯救”组长。

　　我们三个在过道里找个小板凳，扎进人堆儿。龙师傅也在，他的脸喝的红通通的，眼神迷朦，和老乡嘻嘻哈哈地聊天。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却能看出他们很开心。过了一会儿，胜利完成任务的妇女主任抱着她的小儿子从战场上退下来，得意洋洋地说屋子里的人都不行了。有人搬个凳子让她坐在我们旁边，人们赞许地注视着这个女功臣。她怀里那个孩子老老实实的，不似他母亲那般开朗。耿老师特别待见小孩儿，逗他半天没反应，也不服从“功臣”妈妈的命令，不肯叫“娘娘”（贵州方言管阿姨叫“娘娘”，读作平声，小孩子说出来软绵绵的很好听）。我不敢确定那包大白兔奶糖是否在都匀全给了陈书记的小孙女儿，抱着一线希望，我搜遍背包所有的口袋，能吃的只有口香糖。我掏出几包，分给大家，孩子的目光始终跟随着我的手。这次小家伙非常合作，我刚撕开包装纸，他就瞪着眼睛张开口，等我把那个甜甜的小薄片塞进他嘴里。“告诉他别咽肚里！”我有点担心地说。妇女主任俯在儿子耳边，轻声说句什么，又转向我，“他知道！”孩子笑了，大人们的心情好起来，话也多了。妇女主任很健谈，把她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她是贵州以出美女著称的地区——西江的姑娘，和丈夫自由恋爱，嫁到龙塘村。今年二十五岁，有两个儿子，大的七岁，开学就上二年级，身边的这个小不点儿刚五岁。她一直盼着生个女儿，可这辈子没戏了，因为政策不允许生第三胎。我只比她小一岁，在父母师长朋友眼里却依然是个大孩子，可以无牵无挂的逛来逛去，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；而她早在七年前，就开始承担只见多不见少的家庭责任和生活压力。同为同一个时代的同龄女性，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造成我们显著的差别，而这些差别正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，也是我倍感幸运的地方。她说她从小就有一个梦——到北京读大学。现在旧梦已经破了，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一寸寸长高，她又有了新梦——儿子以后到北京读书。我们被她的执着感动着，纷纷鼓励她“一定要好好培养‘咱们’的孩子”……

　　几分酒意缓缓退去，离别时刻将至。敬酒队冲出来，双手举酒，挡住客人的去路。女主人放开嗓子，唱起歌颂毛主席的山歌。主人一曲罢了，客人一碗酒干了，再重头开始……醉意又汹汹地袭进心里，每个人都难以自控地开怀地笑，傻傻地笑，笑别人，也笑自己。耳边回荡着女主人嘹亮的歌声，那旋律既陌生又似曾相识，我仿佛置身梦境，今夕是何年啊？不知唱了多少支歌，不知又喝了多少酒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真得要离开了。

　　村里人送了出来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直送到大路旁。主客执手相看互勉，依依惜别。我坐在车上，有些伤感，难道就这样走了，难道就这样离别情意浓浓的龙塘村？突然想起什么，我急巴巴的问老李校长，“李校长！苗话再见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您快想！快想啊！”……我终于在开车前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喊出了“？？？”（见笑，很久没用，居然忘记了）！在一片“？？？”（抱歉，还是想不起来。谁要是知道，请告诉我，谢谢！）声中，美丽的龙塘村和勤劳善良的龙塘村民渐渐远了，然而我带走的深情厚“忆”将永不褪色……